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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离、抗议与忠诚》导论:赫绪曼梦想所繫(上)
上传时间:2020-06-10点击:108次

书名:《叛离、抗议与忠诚:对企业、组织与国家衰退的回应》作者:赫绪曼(AlbertHirschman)译者:李宗义、许雅淑出版社:商周出版出版日期:2018年3月6日

《叛离、抗议与忠诚》导论:赫绪曼梦想所繫(上)

如果要在二十世纪(甚至直到今日)选出一本厚度最薄却最有份量的社会科学着作,《叛离、抗议与忠诚》堪称第一。本书作者赫绪曼曾经提及,有关社会和经济问题的专书被写出来,通常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作者在尚未撰写以前,已经找到答案或精彩论题,至少确定是启发性的见解;另一种是,作者对问题没有答案,但想要找到答案的忧戚之心,只有透过书写才能提供。前一种写作契机帮助作者把心思聚焦在答案,会以为自己的答案不只可以解决一个问题,而是很多问题;后一种写作动机从问题出发,引导惶惶困惑之心寻找的不只一个答案,而是多种答案。[1]

赫绪曼的着作,多在第二种分类下写出来。这样的写作动力,让他对问题的求索具有深沉关怀,却不至陷入悲观。毕竟,解决问题的答案不只一个,而是有很多可能性。读者常从赫绪曼看事情的角度发现,被他命名的一些概念,如本书的「叛离」(转向支持另一机构、产品或信仰)与「抗议」(对现状提出意见、批评和反对),非常灵动。赫绪曼透过概念的双向流动,把人与组织的複杂关係联繫起来,也在其他层面展开,形成一系列不断扩大的组合反应。

本书的卓越在于,用简单易懂的词彙,表达基本和可见的反应,不管透过「叛离、退出、抛弃」或「抗议、表达、批评」,都在捕捉人们纠结于离开或留下之间的反覆——应该退出远走?还是就地发声?什幺时候需要在两者之间切换抉择?

由于现实世界的选择并不明确,赫绪曼也透过心理学和社会心理的解析,进一步釐清人与社会的纠葛面貌,做为了解人们选择的辅助;而「叛离」与「抗议」则分别指向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分野,这两种面对事情的回应,既可混合替换,之间也不互斥。简言之,人们很少是顽固的叛离者或纯粹的抗议者,有时相互替代,有时採取互补,有时彼此破坏,其中牵涉的是混合与转换的炼金术。

在赫绪曼的笔下,这本关于几个简洁行动概念的书,立刻变得複杂起来。在此提几个书中阐述为例。比如,从消费者对红酒、乳酪或小孩教育品质要求的不同,赫绪曼说明,当这些「产品」的品质下降,将带给不同顾客群不同经济损失的主观评估。就行家红酒顾客而言,他们的消费者剩余比较多,愿意花费高价购买某一个品牌红酒,一旦红酒品质下降,会立刻选择叛离,因为有其他品牌可以替代。也就是,消费者剩余比较多的人,选择叛离的机会比较大。再者,「抗议的力道」则可被需求品质的弹性所决定,当产品品质下降,消费者首先想到的是,要不要叛离换个产品?而不是去影响企业产品的品质。只有消费者决定不换品牌,才比较可能出面抗议品质的低落。赫绪曼问:「在价格上涨即刻叛离的人跟品质下降选择叛离的人,有没有可能不是同一批人?」这个提问,马上让分析变得繁複有趣,在《叛离》第四章有非常精彩的论述。

再从个人捍卫生活品质的差异,赫绪曼的分析概念,也可用来探究社会流动的问题:「机会平等与向上社会流动的结合,真能确保社会正义吗?」如果上层与下层阶级分歧扩大并且变得僵化,上层如何持续往上流动,下层如何缓缓停滞不动,一般并不容易察觉。另外,以为竞争可以一定程度限制独占也太理想化,有些情况是透过竞争反而帮独占排除比较棘手的顾客,让独占更舒适,从而更强化独占。赫绪曼用「独占型暴政」(monopoly-tyranny)来形容这种不太被注意的独占形态,它的特质是:「无能者欺压弱小,懒惰鬼剥削穷人,这样的事更持久而且更令人窒息,因为它既没有野心,也可以逃之夭夭。」这种不需负责、不被究责的「独占型暴政」常发生在国营或国家资助的产业,因为盈亏多由大众买单,即使竞争也无法改善独占的局面。

赫绪曼把供给、需求、消费者剩余、公共财、耐久财、产品品质弹性、独占、寡占、双占等属于经济学的理论概念,巧妙运用于解析政治行动。不过,这本书相对花比较多篇幅在经济观点,以有限篇幅处理政治学家所关注的研究对象——国家。赫绪曼在稍后出版的论文,曾特别把「国家」带进来,探讨人们出走(叛离/移民),对移出和移入国的影响。[2]可以看到的是,欧洲国家大规模的移民(例如移向北美新大陆),一方面减少欧洲国家内部的社会抗议,另一方面移民在移入的新社会没有网络,在当地也比较低调;结果呈现,大量移民对移出和移入国的短期影响是减少抗议。另外,可能从人民的出走进一步理解当代民主化的情况吗?例如,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工人在六〇年代和七〇年代初期大规模向法国和德国移入,有促使这些国家更愿意通过谈判,形成较为民主的程序来留住人民外移吗?赫绪曼认为这种关係的连结不容易确证,因此获得的关注不多。不过,异议者离开本国,短期内对威权政权的巩固显而易见,这是威权政体处心积虑把异议者驱逐或禁止政敌回国的主因。检视爱尔兰人于五〇年代大量出走英国的案例,因为没有语言隔阂,移出比例非常大,被认为对爱尔兰国家的存在造成威胁。后来爱尔兰在一九五八年通过国家经济计画,试图藉由改善经济政策与条件,防止人民移出与人才流失。赫绪曼提到小国在这方面应变的弹性,跟大国相比,有一定优势。[3]

《叛离》出版于一九七〇年,但在一九六八年就以单篇论文发表于史丹佛大学行为科学中心。不妨留意,一九六八年正是六〇年代反叛抗议的高峰。不过,叛离、抗议与忠诚的概念本有古典余韵,赫绪曼进入老派议题,把它们放在消费社会和公民抗议的现况里,精妙地锻铸这些概念。

这书一出版,马上造成轰动,广泛被各领域的人阅读、讨论与运用。然而,赫绪曼并没有提出一套艰涩理论来刻划现实,而是派遣日常语彙来捕捉行为动力,藉以展现人们的活动其实是在一个流动的、混合的、不完美的现实中运作。世界虽然充斥着「叛离者」,但并不受「纯粹竞争」所支配,人们也不能以毫无拘束的「抗议」来维护自己。在选项上,赫绪曼既不锺情叛离市场,也不偏好政治抗议;一切都是计算,可能有「最佳」组合,但组合的情况并不稳定。

这里,我们值得花一点篇幅来谈一下《叛离、抗议与忠诚》被写出来的前情往事。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阿德尔曼(JeremyAdelman)撰写的赫绪曼传记于二〇一三年出版,书名取为《入世的哲学家》(WorldlyPhilosopher),不过,这里的「worldly」一语双关,表示赫绪曼在社会科学界的「世界性」与「入世」。一般对赫绪曼的介绍,常从他是哥大和哈佛等名校教授,及在一九七四年进入高等研究院,直到学术生命最后,一直在高等研究院的崇高地位。事实上,他在进入学院之前堪称坎坷的经历,更值得了解。

赫绪曼自一九三八年在义大利完成经济学博士学位,一九四一年元月从欧洲逃离纳粹踏上美国领土,到一九五八年写出《经济发展策略》,其间二十年,都不算有固定工作,写完《策略》后,甚至还曾短暂失业,这时他已经四十三岁,还在经济学门。

难道是初始长期不在学院的二十年,让赫绪曼相对不局限于学院思考吗?

继续阅读:《叛离、抗议与忠诚》:赫绪曼梦想所繫(下)

[1]见JeremyAdelman,2013.WorldlyPhilosopher:TheOdysseyofAlbertO.Hirschman.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页371。

[2]见赫绪曼,1981.“Exit,Voice,andtheState,”收入EssaysinTrespassing一书,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页246-265。

[3]赫绪曼引用美国社会学家瑞妮.福克斯(RenéeFox)在比利时社会多年研究的心得,作为想像的启发。福克斯最初选择比利时作研究场域,就因比利时是「一个小国……比一个大国更容易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进行研究多年后,她发现与自己原初的想法完全不符:「如果我现在被要求提出涉及国家规模与社会制度複杂性关係的社会学假说,我会尝试建议两者之间存在反向关係;就是国家越小,社会制度反而越複杂!」前揭书,页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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